性文化与性艺术：春宫画研究

披露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性文化，当然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其自己的性文化，下面我们来了解下。

在21世纪，性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综合性和多学科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性学研究;性文化与性艺术研究，过去曾经是边沿学科而不受重视;在中国，囿于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艺术一直被视为低下、粗俗乃至淫荡和不堪入目的。最近，中国性学会召开了年度学会，很多学者提出了要开放性学研究的范围，而且把性文化和性艺术正式列入到中国性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很重要和很有意义的决策。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性学研究的初期阶段，西方性学研究就已经把性文化与性艺术包含在性学研究之内;而在西方的大学中，也在此时，开设了性艺术史课程。笔者在美国大学教书时，就看到有几个大学甚至开设了“情色电影欣赏”或“情色艺术研究”等性艺术课程，有的还是由女老师讲授的。在这些课程中，中国的春宫艺术与日本的浮世绘时常被作为研究的对象。笔者有幸到西欧国家讲学，诸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现这些国家在性文化与性艺术的研究和讨论中是比较开放的和合理的，西方学者并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把性艺术列为淫秽之列，而是注重它的艺术性。我在西方各国看到的春宫图作品比在国内见到的多得多。

1 中国春宫艺术的源流

按照国内一些学长的考证，一般认为中国春宫艺术原始于西汉汉景帝子惠王刘越之后裔刘海阳(公元前64年至公元前50年)所在封地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的宫室中所绘制的男女性爱的壁画。从文化-艺术史来看，中国的春宫画在公元1世纪左右，古代经典名著《素女经》中已经出现了描绘性爱的插图。《素女经》中的“九势篇”和《洞玄子》内的三十法等，都有一些图画作为文字的说明。 此外汉朝刘向在其所著的《列女传》一书中，曾经讲过殷商之末，殷纣王在宫中举行餐宴时，他怀中拥抱妲己恣意寻欢作乐时，在他们的床边，就有绘满春宫的屏风，两个人一边观赏，一边做爱。在后汉出现的《同声歌》和当时婚嫁时，给新娘的陪嫁嫁妆中，就有春宫画图等，用以指导新欢夫妻的性生活和性爱活动等。这些被称之为《女儿图》和《枕边书》的东西一直流传到现今。

从唐朝到宋朝，曾经出现过一些绘画春宫的画家，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过当时时代的风貌，也表现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与风格。有一幅题为《熙陵幸小周后图》就是一例，描绘的是南唐后主的妻子大周皇后去世之后，李后主册封其妻妹为小周后。南唐亡国之后，小周后貌美，为宋太宗所喜爱，将她宣召宫中，多次强行奸污。此事被一画家得知，私下绘制一幅图画，即《熙陵幸小周后图》。因为宋太宗死后葬于河南巩县的永熙陵，所以以“熙陵”暗示宋太宗。此画的摹本现在日本的一家美术馆内。又有一幅宋人所绘《尝后图》，图中一妇人裸跣，为数人抬起，周围诸人，皆甲胄带刀，乃军士也，有嗜唇，吸乳以及咬噬臂股足者。惟一大将露形而近之，更一人挚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袜向追逐者，计有十九人。其画上题：“南叱惊风，汴城吹动。吹出鲜花红熏熏，泼蝶攒蜂不珍重。弃雪拼香。无处著这面孔，一综儿是清风的样子。好将军是极粘罕的孟垬。”此图还可以作为历史文献使用，也是宋朝被外来入侵者的残暴破坏的见证。

从宋朝之后，到了元、明、清三朝，特别是明朝末期，中国的春宫艺术发展到了顶峰阶段。当时，春宫画流行甚深，很多著名的书画名家也都是春宫画的大家。那时，在这方面的名画家首推唐寅。

唐寅字伯虎，号六一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学习书画于周臣，后结交沈周、祝允明、徐帧卿等人，与其切磋文艺。唐伯虎是一个风流才子，其诗歌、文章、书画无一不精。他性格不拘小节，风流倜傥，后专门致力书画艺术，擅长于人物画，他也以绘制春宫画而著称。其传世作品有《孟宫蜀妓图》、《嫦娥奔月图》等(现藏故宫博物院与上海美术馆)。唐寅有一套题为《风流绝畅图》的册页，一共为24幅春宫画，十分著名，但此套册页的原本早已失传，目前在日本有所谓的摹本。唐寅还有大幅的秘戏图等作品，可惜都未流传下来。唐寅还会写春诗，比如他在一幅春宫画题曰：“鸡头(乳房)嫩如何，莲船(指小脚)仅盈握。鸳鸯不足羡，深闺乐正多。”又有一说：“清风明月无从觅，且探桃源洞底春。”赤裸裸地描绘性爱。在日本，有一幅唐寅所绘制的《小姑窥春图》的春宫画，被认为是艺术极品，很多人专门写文章称赞这幅画。画中隐约可见床帐中男女云雨之欢，门外一位少女在偷看，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裙下面。日本大学在讨论中国艺术时，也会把这幅画列为研究的对象。

同唐寅齐名的明朝大画家仇英也以绘画春宫画而著称。仇英，字实甫，号十州，太仓(今江苏太仓)人。仇英是工匠出身，后从周臣学画，与文徵明等结友。仇英擅长人物画特别是仕女图，其春宫图也十分有名。仇英除绘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绘画裸体相交之男女。仇英画风精丽秀美，终于能和唐寅一样成为明朝的四大画家之一。仇英的春宫画，据说有《花营锦阵》之册页图集，全套为24幅图画，末幅图画以行书配诗一首。明清两代的春宫图，经常被制成画册形式，典型的春宫画册一般为二十四或者三十六幅之数。每幅各表现一种性交之姿态或场景，而且每一幅都配有一幅香艳的诗词或者小令作为题词。根据记载，晚明著名的春宫画册有《花营锦阵》、《风流绝畅》、《鸳鸯密谱》、《江南消夏》、《繁华丽锦》等多种。明朝的文学高度发展，明话本小说十分出色，于是春宫图也就被用作为小说话本的插图。比如明末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书中就有二百多幅木板绣像插图;而其中有几十幅为春宫图。其绘制精细，制版绝佳，表现出了明朝木板艺术的特色。

春宫图在明朝鼎盛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的衍生形式，比如有专门表现男女交媾情状的小雕像，还有以玉石或象牙制成的春宫雕塑等。江西景德镇还出产了瓷质的春宫瓷板画等。笔者在日本曾经见到过一件明崇祯年的瓷质春宫瓷板画。笔者家中原藏有一套12只内画鼻烟壶，也是春宫图，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

2 日本浮世绘春宫艺术

日本文化的很多内容都源于中国和印度，但日本的性文化却和中国与印度的性文化有所区别，自有日本的民族特色。从传统来讲，日本性文化历史悠久，别具特色。在17世纪中，日本的都市商业迅速发展，整个都市文化也随之而发展，于是出现了色情文学与色情艺术的兴旺和繁荣。

学者考证“浮世”一词，源自佛教用语，意思指的是“尘世”、“俗世”，后来此词在日本得以流行，意思也改变了，意为妓院、歌舞伎、青楼等意思。17世纪在日本的江户市，娱乐场所大多集中于一个热闹的市区，这个市区到了18世纪有大小茶楼将近400多个，妓院大约160多个，估计有妓女3000多人。每到春天时分，男男女女嬉笑欢乐，更透出这个“浮世”的繁华。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描绘日本繁华景色的民族绘画艺术，即“浮世绘”。

浮世绘艺术很受日本民众的欢迎，慢慢地也就改变成为专门描绘风花雪夜、妓女生活、歌舞伎等的绘画形式，而后逐渐地成为专门描绘性生活与性活动的日本春宫画。在日文中春宫(Shunga) 意思是“性图画”，以性为色情主题的日本春宫画的出现，到了17~19世纪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于是通常被当做为”浮世绘“艺术的同义词。

在早期的浮世绘绘画中，有一条故事线贯穿画卷之中，它是由12幅与性生活无关的场景组成，每一幅都代表着一年中的一个月份，这样早期浮世绘就是一种月份牌画。此后，由于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引进，推广与普及，出现了日本的春宫画。最初的印刷春宫画只是一些在平板上的黑白版画，后来才不断地发展成为更加具有色情含义的彩色春宫画。

当然，日本的浮世绘艺术深深地受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笔者的好友日本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松下惠智博士就指出：“没有中国明朝的优秀的木板版画艺术，就不可能有日本的浮世绘艺术，从文化—艺术交流史来讲，中国的木板版画艺术是日本的浮世绘艺术之母。”的确，不少日本浮世绘的风格和中国的木版版画艺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同中国明代的春宫画相比较，日本的浮世绘春宫画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为了迎合日本市民阶层的趣味，日本的浮世绘画家，开始抛弃了人物众多的大场面，而更加集中描绘生活琐碎的细节， 有意地将组合的人物构图分解为单独的人物的特写。如果说中国传统春宫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是温柔、优雅而含蓄，西方的性爱图画更趋向于写实与浪漫而不过于暴露，日本的浮世绘春宫画则与上述的中国传统春宫画与西方的性爱图画是大不相同的。日本浮世绘春宫画的特点是夸张，力度强悍，往往使得观者感到很粗俗乃至野蛮，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故意将生殖器画得很粗大。美国性学专家贺兰特·凯查杜里安博士指出：“尽管被夸张表现，但生殖器并不是春宫画的聚焦点。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交合者显示出来的狂喜与痛苦相互混合的神情，它是性愉悦的典型影像。春宫艺术家同样依靠具体的四肢姿势和体位，尤其是卷曲的脚趾，来象征该级别的性兴奋(基于自然注意的观察)。正是这种对于身体和面部通体使用来表达性爱的感觉，使得日本浮世绘春宫画艺术令人刮目相看。”

日本春宫画故意运用夸张的手法将生殖器画得十分粗大，使得作品更加具有一种庸俗、性感的独特风格，因此18、19世纪自日本传向欧洲的浮世绘和日本春宫画，让所谓优雅的西方人一下子就惊呆了。欧洲人总以为性爱的最高的指导原则是追求两性的性快感和性和谐等，性爱应该是优美而隐秘的，但是日本春宫画的性爱似乎是在搏斗、绞杀和强暴，看起来令人十分不舒服和痛苦。到了19世纪，当中国的传统春宫画被介绍到欧洲，欧洲人又开始迷惑了。荷兰的著名汉学家也是中国性学家高罗佩博士曾经指出：“春宫画不仅是为性指导或消遣而作，而且特备用作护身符。性交代表处于顶点的跟人生命的阳气，画有性交的图画据说可以驱走代表黑暗的阴气。 在中国和日本，人们还把这种春宫画放在衣箱里面。”又云：“中国古代房中之书籍，不谛不涉放荡，抑奕符合卫生，且无暴虐之狂，诡异之行。故中国房室之私，出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至于《花营锦阵》、《风流绝畅》等图，虽是轩皇、素女图势之末流，实为明代套版之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十州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秽迹，不可同日而语。外国鉴赏家多谓中国历代画人不屑描写肉体，据此册可知其谬也。”笔者认为高公之言事实也。日本最后一位春宫画大师喜多川歌磨死于19世纪初期。喜多川歌磨也是日本以外知名度最高的日本浮世绘春宫艺术家，在19世纪他在西方已经享有盛誉，西方的很多画家比如马奈、梵高、高更和毕加索等人都受其影响。自喜多川歌磨以后，日本浮世绘春宫画日趋败落，对于性的自然主义的描绘也日渐减少，进而转向描写露阴癖和性暴力。

3 高罗佩和《秘戏图考》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吉利克，高罗佩为其到中国后起的中文名字。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组芬，幼年时他曾经随父亲在荷属东印度住了9年多，直到1932年他回到荷兰。高罗佩在小时候曾经有一次看到家中一个中国瓷花瓶上面的中国文字，于是他很感兴趣，要学习中国文化。在他进入高中时开始学习梵文;当他16岁时，他在鹿特丹的唐人街找到了一位在荷兰学习农业的中国留学生学习中文;1929年，他考进了乌德勒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东方历史等;25岁时他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是一位语言学家，他会15种语言，其中属汉语尤佳。1935年，高罗佩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在此后长达35多年的外交生涯里，高罗佩先后在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大使馆或领事馆任职。1943年，他被派往中国重庆，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的一秘。当时，正值抗战，重庆中外名流云集，高罗佩有机会结识名家，他本人也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而入迷。首先，他对于中国古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向中国古琴名家叶诗梦学习古琴演奏，不久他就会弹奏《高山流水》等名曲曾经和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了“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古琴艺术的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外国人的心，高罗佩一心要找一位有教养的中国女子为他的终身伴侣。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爱上了当时在荷兰驻华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小姐，水世芳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水钧韶曾任中国驻苏联列宁格勒总领馆的一等秘书，后任天津市长。水世芳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才华横溢是个才女。1943年，他们结婚了，也正是在结婚婚礼上，高罗佩结识了当时正在中国进行考察研究的李约瑟，两人成为了好友，并且共同把中国的古代文明和文化成就介绍到世界各国，而且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高罗佩从20岁开始就学习中国书法，而且从此终生不辍。据他的夫人回忆：“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临终，他没有一天中断过练习中国书法。”在重庆时，他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达到了极致的地步，在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艺术中，高罗佩当属第一人。高罗佩的笔力雄健，功底厚实，尤其以行书草书为佳。当时中国著名书法家如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等人都是高罗佩的书法笔友，他们称赞高罗佩的书法乃是“奇人奇书”，——外国人学中国书法谓之“奇”也。

在中国期间，高罗佩孜孜不倦地广泛阅读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他特别喜爱唐诗宋词，也会写中国旧体诗词。他曾经和郭沫若、徐悲鸿等人作诗唱和，写出不少好诗作。高罗佩对于中国明清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很有研究，他时常到旧书摊寻找古旧书籍，搜集了不少有关中国的家庭婚姻和中医的著作。

当时，在西方侦探小说很为流行，著名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等著作成为了西方人家的案头书。高罗佩在中国的旧书摊上，也购买到大量中国的公案小说作品，例如《包公案》等。他决定从《三言二拍》、《醒世恒言》等中国章回小说中选择一些侦探故事翻译成为英文，而当他在翻译中，萌发出自己写作的念头，于是在1949年，他自己编写的《狄公案》正式出版了。这是以中国唐代狄仁杰为主角的中国侦探小说集子，里面共有15个中篇、8个短篇。《狄公案》一书既渗透了西方的法律与价值观念，又充分反映了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体察与玩味。此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马上被翻译成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以及丹麦文等，成为最好的畅销书。2010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正式开拍，而后成为了热播的电视剧。

在学习中国艺术史时，高罗佩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特别是明清版画艺术很感兴趣。有一次他从一位书商手中购买到一部《全本绣像金瓶梅》，即所谓的清宫收藏版的《金瓶梅》，书中的将近200多幅精美的绣像插图，其风格蕴藉、绘制精美，足以称得上是中国绘画史的珍品之作。此后，高罗佩又继续从旧书商和朋友们手中获得了不少明清版画春宫画和一些有关的著作等。

20世纪50年代，高罗佩有机会到日本工作和考察。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也购得一套中国晚明的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的翻版木刻，他认为其文化艺术价值很高，值得介绍，遂决定将其印刷出版。高罗佩还写了一篇介绍中国春宫艺术的概论文章，而当他动笔编写时，他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高罗佩决定要在这一领域中进行开拓性的深入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讲，荷兰人高罗佩是现代中国性学研究的开路先锋或领军人物，其功劳不可限量。经过一段认真的研究之后，高罗佩在1951年出版了《明代春宫彩印》(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aeriod)。此书就是后来所提及的《秘戏图考》——这是高氏自题的中文书名。因为书中的主体是描绘性生活的春宫画，所以高氏只在东京私人印刷了50部，分赠给世界各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等。此后，高氏被公认为中国春宫画之收藏大家、中国性学研究专家，他在此方面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也就最为西方论著所引用。此后，他编著了一部题为《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成为了研究性学和中国文化的必读书。根据中国学者杨权教授的介绍，此书中有12套春宫画册，共计300多幅作品，其绘画内容包括类型和性交体态具体如下：

正常体位：女双腿分开，或勾男腰，或搭男肩，或男卧女上，少数男跪在女大腿之间者，大约有80幅左右， 占25%;女上位：女骑在或蹲伏在男上面，脸与脸相对或投足相对着，占20%;女把腿倚在椅子上，凳子上或桌上，而男立在其后者，占15%;男自后插入，女跪在其前者， 占10%;肛交者，男立，女斜倚在高桌上，有1幅为男坐在板凳上，女背对男而坐在男膝上者，占10%;男女面对面侧卧之姿6幅，占5%;男女蹲坐合欢者：有1幅为女坐在澡盆里面合欢之姿，占5%;女为男口交者，占5%;男为女口交者，占5%。

反常体姿：如1男共2女或两个以上的群交计有3幅;女性同性恋者，为女子与女子合欢者1幅。

正如中国一些学者指出那样：高罗佩的秘戏图对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医学史等学科研究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讲，秘戏图的产生最初具有宗教的涵义，内容与房中术以及历史的色情文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特定的时代广泛流传，所以秘戏图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尤其是性风俗。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秘戏图可以提供难得的古代生活细节，给研究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比如“它们对各式各样的家具，雕绘了花饰的屏风和多样化的装饰物的细致表现，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内部装饰方面都提供了有趣的资料”，尤其在“内衣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它们罕见于普通的中国绘画”之中，足以弥补《中国历代服饰》一类书著中的缺陷。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秘戏图版画所描绘的各种性姿势，具体反映了当时的性生活的细节，而这一切正如中国房中术所讲述的中国古代的性行为和性生活与中国的养生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秘戏图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和验证了中华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高罗佩的《秘戏图考》一直未被国人所知晓，中国学人间或听闻到有这样一部书著。直到1986年，台湾九十高龄的俞大维老先生通过海外学人搜寻到一部保存完好的《秘戏图考》，他推荐给台湾出版商按照原版本影印重刊，可是在翻印500 本之后，就因为“有伤风化”而被台湾司法当局查禁并罚款而告退。

此后，中国国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权博士，偶然购买到一部价格不菲的《秘戏图考》后，开始翻译此书，并交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适合中国国情，杨教授做了一些技术型处理，删除了原书中的许多春宫画插图和整部第三卷《花营锦阵》。其原书第二卷《秘书十种》也许只有存目，其余部分未能翻译，而原书的附录部分也未翻译，而且出版的这部专著也只能“内部发行”而已。1994年，太旺出版界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繁体版，为大开本铜版彩色精装本，不但补全了全书未翻译的内容，而且增补了大量原著中没有的春宫画和浮世绘，并且附上了长篇论文《歌枕的世界》，详细地介绍了浮世绘春宫画艺术，还将书名改为《秘戏图大观》，由著名教授龚鹏程先生题签。

笔者认为，目前在文化建国的热潮之中，有必要对于中国的性文化与性艺术进行梳理，也应该对于高罗佩先生以及他对于中国性学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